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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言文：太宗新即位 翻译

翻译

唐太宗刚开始继承王位，励精图治，改革治国之道。多次引进魏征进入卧室内。因为在乎得失而访问他，魏征向来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性格又耿直，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屈服，折挠的。唐太宗和他谈论。没有一次不是高兴地采纳建议的。

魏征也因此为能遇到像知己一样的主人而高兴。尽力地出谋划策，知道的没有不说的。唐太宗曾慰劳他的辛苦，说：“爱卿的奏折，前后有二百多条，如果不是爱卿为国家的赤诚之心，如何能做到呢？”

原文

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征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太宗尝劳之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

扩展资料

《太宗新即位》选自后晋刘昫等人所撰的《旧唐书》中的一篇文言文。

《旧唐书》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 《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

《旧唐书》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瑭之命修撰，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完成。因为书成时刘昫正在执政，按当时的规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国家修史的主编（监修），因此刘昫就成了署名撰者。

三任监修之外，参预纂修工作的，先后总计9人。他们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棁、郑受益、李为先（一作光）。其中，张昭远始终具体负责其事，用力最勤。贾纬受诏不久即去职守丧，书成前一年起复，主要贡献是其《唐年补遗录》65卷提供了唐武宗以后的许多难得史料。王伸于书成之日，身列“恩奖”名单。吕琦预修唐史，史称“有能名”。

《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对后晋大举进攻，造成了开封及河南州县数百里内杳无人烟的惨状，公私损失都很严重，史籍遭劫自也难免。因此修成的《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

2. 文言文：太宗新即位 翻译

翻译 唐太宗刚开始继承王位，励精图治，改革治国之道。

多次引进魏征进入卧室内。因为在乎得失而访问他，魏征向来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性格又耿直，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屈服，折挠的。

唐太宗和他谈论。没有一次不是高兴地采纳建议的。

魏征也因此为能遇到像知己一样的主人而高兴。尽力地出谋划策，知道的没有不说的。

唐太宗曾慰劳他的辛苦，说：“爱卿的奏折，前后有二百多条，如果不是爱卿为国家的赤诚之心，如何能做到呢？” 原文 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征入卧内，访以得失。

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

征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太宗尝劳之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 扩展资料 《太宗新即位》选自后晋刘昫等人所撰的《旧唐书》中的一篇文言文。

《旧唐书》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 《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

《旧唐书》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瑭之命修撰，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完成。因为书成时刘昫正在执政，按当时的规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国家修史的主编（监修），因此刘昫就成了署名撰者。

三任监修之外，参预纂修工作的，先后总计9人。他们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棁、郑受益、李为先（一作光）。

其中，张昭远始终具体负责其事，用力最勤。贾纬受诏不久即去职守丧，书成前一年起复，主要贡献是其《唐年补遗录》65卷提供了唐武宗以后的许多难得史料。

王伸于书成之日，身列“恩奖”名单。吕琦预修唐史，史称“有能名”。

《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对后晋大举进攻，造成了开封及河南州县数百里内杳无人烟的惨状，公私损失都很严重，史籍遭劫自也难免。因此修成的《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

《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

3. 明史金幼孜文言文翻译

译文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二年（1400）中进士。后被授予户科给事中。成祖即位后，改任翰林检讨，与解缙等人同在文渊阁当值，再升为侍讲。当时，翰林院和坊局之臣在东宫讲书，都先要准备所讲的经义，由阁臣阅正后，呈皇上批览，然后才得进讲。解缙讲《书经》，杨士奇讲《易经》，胡广讲《诗经》，幼孜讲《春秋经》，幼孜借此呈上《春秋要旨》三卷。

永乐五年（1407），进升幼孜为右谕德兼侍讲，并传谕吏部，说在内阁当值的胡广、金幼孜等人已任满，不要改作他任。七年，幼孜随从皇上到北京。第二年北征，幼孜与胡广、杨荣随行。圣驾驻扎在清水源，有泉水涌出。幼孜献上铭，杨荣献上诗，皇上都以最高等级给予慰劳。皇上敬重幼孜的文学才华，所过山川要害，总命他加以记载。幼孜就在马鞍上当场起草。使者从瓦剌来，皇上召幼孜等人傍车舆而行，谈论敌方之事，对他很亲信和倚重。他曾与胡广、杨荣和侍郎金纯迷路陷在山谷中。天黑时，幼孜从马上掉下来，胡广、金纯去而不顾，杨荣为他结鞍再行，走了一会儿幼孜又掉下来，杨荣便将自己的马让给他骑，第二天才到达行在所。那个晚上，皇上派出十几名使者追寻杨荣和幼孜，但都没有找到。他们回来后，皇上非常高兴。此后每次北征，幼孜都随从，他还写下了《北征前录》和《后录》。十二年他受命与胡广、杨荣等人编纂《五经》和《四书》、《性理大全》，升为翰林学士，十八年他与杨荣一起升为文渊阁大学士。

二十二年（1424）幼孜随从皇上北征，途中士兵疲惫，皇上向群臣问对策，没有人敢回答。只有幼孜说不宜深入，皇上不听。到达开平时，皇上对杨荣、幼孜说“：朕梦见神人两次说上帝好生，这是什么兆头？”杨荣、幼孜回答说：“陛下此举，固在于除暴安民。但火烧昆仑，玉石俱焚，望陛下留意。”皇上同意他们的意见，当即命他们起草诏书，诏谕各个部落。军队回到榆木川时，皇上驾崩，秘不发丧。杨荣到京师报丧，幼孜护梓宫返回。

仁宗即位，幼孜被任为户部右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不久加封为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这一年十月命幼孜、杨荣、杨士奇在承天门外一起审查并记录囚犯的罪状。皇上还下诏给法司，审查重案囚犯必须会同这三位学士一起办，皇上对他们的委任更重了。皇上御临西角门阅览廷臣的制诰，对三学士说：“你们三人和蹇义、夏原吉两位尚书，都是先帝旧臣，朕正靠你们来辅佐。朕曾见前代君主不喜欢听直言，虽是一向所亲近的人，也因为惧怕君主之威而顺从君主的旨意，缄默不言以讨好君主。贤良之臣，所言不被采纳，便会退而闭口。朕与诸位爱卿应当引以为戒。”幼孜等人叩头致谢。洪熙元年（1425）幼孜进升为礼部尚书，仍兼大学士、学士，并支给三职俸禄。幼孜不久请求回家探母。第二年，他母亲去世。

宣宗即位后，诏令幼孜出来任职，修撰两朝实录，充任总裁官。宣德三年（1428），幼孜持节到宁夏，册封庆府郡王妃。他所经过的地方，都询问士兵和百姓疾苦，回来后上奏皇上，皇上都嘉许并采纳了。随从皇上巡边，度过鸡鸣山时，皇上说“：唐太宗仗着其英武征辽时，曾经过此山。”幼孜回答说“：太宗不久便后悔这一战役，所以修建了悯忠阁。”皇上说“：此山在元顺帝时崩塌了，成为元朝灭亡的征兆。”幼孜回答说“：顺帝是亡国之主，就是山不崩，国也必亡。”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幼孜去世，终年六十四岁。赠少保，谥文靖。

幼孜为人平易，沉默寡言，心胸开阔。虽很受皇上宠信，但他自己更加谦虚。他给自己起居之室命名为“退庵”。他病重时，家人嘱咐他请求身后之恩，但幼孜不听。他说“：这种做法是君子所耻的行为。”

4. 文言文翻译 唐太宗治国安民

原文：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解释：治：治理；安：安定。治理国家，安定人民。

在贞观九年（李世民的年号），唐太宗对侍卫官说：“以前（隋文帝）刚刚平定京师的时候，宫里面美女古玩满院。（然而）隋炀帝仍然不知足，不断征求，同时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百姓不能忍受，于是导致了（隋朝）灭亡。这些都是朕（皇帝自称）亲眼目睹，因此（我）日夜努力，只希望清白英明，使得天下太平无事。于是才能（官吏）不盛行兵役，年年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理国家犹如栽树，数的根部不摇摆，才能枝叶茂盛。君主英明，百姓怎么就不能够安乐呢”

5. 唐太宗论隋炀帝 文言文翻译

戌子这一日，皇上（唐太宗）对陪立两旁的大臣说：“我读了《隋炀帝集》这部书，发现文章的辞藻深奥渊博，也知道是肯定尧、舜而否定桀、纣的，但是做起事来为什么又相反了呢？”大臣魏征答道：“百姓的君主虽然都是贤哲圣明，但也应当虚心接受别人的劝谏，这样才能使有智慧的人贡献他的才能。

勇敢的人竭尽他的全力。隋炀帝这个人，却是依仗他的地位，狂妄自大，刚愎自用，所以尽管他嘴里说的是尧舜之美德，干的却是桀纣的行为。

他没有自知之明，结果遭到覆亡的下场。”皇上听了，深有感触地说道：“前人的教训离我们不算远啊，应当引为借鉴。”

6. 唐太宗三镜自照文言文翻译

唐太宗李世民给大多数人留下的第一映像大概就是虚心纳谏了。诚然，他纳谏不可谓不虚心。只是左耳进右耳出，在听取完臣下的意见后照旧做自己原本要做的事。好名声得到了，也没少享受。

理想圣君：开明纳谏的形象如此建立

普通大众一直都有仰望的需要。所以，历史和现实生活一样，也都是需要偶像的，尤其需要具备偶像气质的皇帝。对此唐太宗似乎一直都表现得相当配合。在唐太宗认真求谏的鼓励下，贞观一朝君臣确曾一度形成了一种直言进谏、纳谏之风。民部尚书裴矩佞于隋，也能大胆进谏力争。司马光就说：“裴矩佞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

我行我素：纳谏虚心倾听 听完不改还按自己意愿做据《贞观政要》卷二记载：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切谏，唐太宗虽然很不高兴，却没有发作，而是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还借题发挥地说出“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这句千古名言来。不过，《资治通鉴》卷193却记载，说过这话的次年，刚刚修缮完九成宫，唐太宗就再次提出要修缮洛阳宫。这一次，民部尚书戴胄站出来反对太宗依然虚怀纳谏，不仅表扬戴胄“忠直体国，知无不言”，还给他升了官。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太宗还是忍不住命窦璡修缮洛阳宫。诸如此类一面从谏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事情，史书中还有不少零散的记载。 “虚心纳谏”的唐太宗只是儒家士大夫们与唐太宗本人联手炮制出的一块“内圣外王”的“道德假象”。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 纳谏的秘密：形式主义表演塑造出一代圣君的形象反观贞观年间的历史，是不难发现李世民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的。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意味深长的是，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纳谏，而不是执行纳谏的内容，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义，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内圣外王”的乌托邦罢了。至于贞观之治，剔除那些家给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罢了

7. 唐太宗赏罚分明的文言文翻译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太宗先后对18名大臣进行了26次奖励。

对谏议大夫魏征奖励次数最多，重奖8次，共奖绢1900匹，钱400缗，金瓮1只，黄金10斤，房屋一座，马两匹。魏征去世后，太宗命令九品以上官员前来悼念，并亲自为其撰写碑文，并书写墓碑。

他对大臣们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往昔的朝代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旺的道理；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我常保持这三面镜子，以防止自己犯错误.现在魏征去世了，就失去一面镜子了！）”对击灭东突厥的大将军李靖重奖2次，共奖绢3000匹，增加食邑到500户，还令其兼任左光禄大夫。对辅佐太子承乾、数次直谏的于志宁、孔颖达各赐黄金1斤，帛500匹。

阿史那社尔（突厥族）是征服高昌的行军总管，在高昌平定后，众将均受到封赏，因为没有皇上的命令，他未接受封赏，接到皇帝的圣旨后，也只领受了一些老弱的仆人和残次物品。唐太宗对他的廉洁谨慎十分看重，奖励他从高昌缴获的宝刀一把，杂色彩绸1000段。

唐太宗不仅奖励朝廷命官、军队统帅，还十分重视奖励基层官吏。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十一月，唐太宗派遣的使者到达凉州（在今甘肃省武威市），见都督李大亮有一只鹰非常好，暗示要送给皇上，李大亮不同意，给太宗上密表一份，说您拒绝打猎，而使者为您要鹰，这与您的主张相违背，如果是使者自作主张，这就说明您用人不当。

太宗看到密表后很高兴，赞扬李大亮忠诚正直，就把自己用的胡瓶一把和荀悦《汉纪》一书赠给李大亮。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十月初，唐太宗要去同州打猎，路过栎阳县（在今西安市阎良区），县丞刘仁轨进言，此时农民秋收未毕，建议太宗迟滞几日，以免修路修桥影响农时，太宗深为赞许，赐给他印玺密封的手书，不久提拔他做了新安县令。

唐太宗有功必奖，有过必罚。他奖励的官员大多属于刚正不阿、廉洁、正直之士，惩罚的则主要是谋反、贪污、渎职、阿谀奉承之人。

《资治通鉴》记载，被他处罚的官吏达几十人之多，其中有立过巨大功劳的大臣，也不乏亲信和亲戚。侯军集是辅佐太宗马上打天下、发动玄武门之变、率军征伐的重要将领，曾经担任过兵部尚书，但因参与太子谋反，与太宗的外甥赵克等人一并被处死。

贞观十九年正月，太宗用兵辽东，任用韦挺负责军粮运送。但他失职，导致600多艘运粮军船在卢思台搁浅不能行进，被械送洛阳革职。

沧州刺史席辩因贪污受贿，太宗命人下去亲自监督处斩。贞观六年（公元623年）九月，同州刺史尉迟敬德参加唐太宗召集的宴席，看见一个人坐于其前，怒曰，“你有何功劳，坐在我的上面”，唐太宗的堂兄弟任城王李道宗坐在他的下面，进行劝解，尉迟敬德不仅不买账，还几乎打瞎了李道宗的眼睛。

唐太宗十分愤怒，对他说，你屡屡犯法，不要咎由自取；国家的纲纪，唯有靠赏罚来维持，非分的恩惠不可能常有，你要好好反思和改正，不要留下什么遗憾。自此以后，尉迟敬德感到害怕并收敛了好多。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冬，太宗领北伐高丽的大军回师路过易州（州治在今河北省易县），姓陈的司马将温室种植的蔬菜进献给皇帝，太宗认为这是谄媚行为，将陈司马予以免职。 从唐太宗治理国家、管理官吏的所做所为可以看出，他爱憎分明，制度严格，对国家有贡献的，绝不吝惜钱财，给予重奖；对于图谋叛乱的，一概格杀勿论；对于贪污受贿、渎职的，该杀的杀，该除名的除名，该抄没家产的抄没家产；对于谄媚的，嗤之以鼻，削除官职。

唐太宗用实际执行力来管理国家和官吏，造成良好的为政之道，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国理政经验。

李世民为什么最终没有立李泰为皇帝？

“贞观”是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的年号，自贞观元年（627年）正月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十二月共计23年。唐太宗励精图治开疆拓土，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明君。他继承唐高祖李渊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贞观政要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昔舜诫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又《易》曰‘人道恶盈而好谦’。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傥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 。天高听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何得不惧?以此思之，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魏徵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唐虞所以太平，实用此法。”

贞观三年，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曰:“《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对曰:“圣人设教，欲人谦光。己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病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夫帝王内蕴神明，外须玄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曰:“《易》云，‘劳谦，君子有终，吉。’诚如卿言。”诏赐物二百段。

(节选自《贞观政要·卷六》)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们说，是天子就可以自认为尊贵崇高，无所畏惧了，我认为恰恰相反，天子更应该谦逊恭谨，经常心怀畏惧。从前，舜告诫禹说:‘你只要不骄傲，天下就没有人和你争能，你只要不自夸，天下就没有人和你争功。’《易经》上说:‘君子的准则是厌恶自满而以谦逊为贵。’做了天子，如果只认为自己尊贵崇高，不保持谦逊恭谨的态度，倘若自己有过失，谁还会冒犯尊颜向他提意见呢?我常常在想，帝王每讲一句话，每做一件事，必定要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虽高，却能听到地上的议论，怎能不畏惧天呢?公卿百官，都在下面注视着我，这怎能不让人畏惧呢?因此，帝王即使常怀谦逊恐惧之心，恐怕还是不能称上天之心和百姓之意啊。”魏徵接着说:“古人讲:‘做事情无不有个开始，但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到结束。’希望陛下保持常谦常惧的准则，一天比一天更谨慎，那么国家就会永远巩固，不会倾覆。唐尧、虞舜之世之所以天下太平，实际上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贞观三年，唐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论语》里讲:‘有才能的人向没才能的人请教，知识多的人向知识少的人请教，这样，有才能的人好像显得没有才能，知识渊博的人好像显得无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孔颖达回答说:“圣人实行教化，要求每个人都谦逊退让，有才能的人不骄傲自大，仍旧向没才能的人请教他不知道的事情。即使自己多才多艺，还是担心，认为自己懂得太少，仍旧接近才艺寡少的人进一步求得更多的知识。即使自己有知识，表面上却不表现出来，自己内心虽然已经很充实，表面上却好像空虚。这句话不仅是对庶民百姓的要求，帝王的德行，也应当如此。帝王内心蕴藏神明，外表必须沉默，使人感到高深莫测。所以《周易》上讲‘要表现得蒙昧无知来自养正道，不显露明智以盛气凌人’。如果帝王身居至尊之位，就炫耀自己的聪明，凭借才能欺凌别人，掩饰过错，拒绝诤谏，那么上下之间的情感就会被隔断，君臣之间的原则就会被抛弃，自古以来国家灭亡，没有不是由此而造成的。”唐太宗很赞同地说:“《周易》上讲:‘勤劳谦逊的品质，君子如果能够保持到底，就会有好事降临。’这句话的意思和你说的是一样的啊。”于是，下诏赏赐给孔颖达绢帛二百段。

中国历史文选贞观君臣论治翻译

唐太宗四子李泰，封魏王，喜好文艺。李世民因此在他的王府里设立文学馆。可以自由的接引有学问的人。李泰于是听属吏的话，学习古代平原、孟尝君的方法，养了许多的文学之士以著书、立说。于是上书给唐太宗，经过允许，花费数年时间，编成五百五十篇的《括地志》一部。李世民也很喜欢这个儿子。《括地志》著成，李世民令藏之于秘阁，赐李泰锦缎上万。李泰腰围较大，于是允许他坐轿子上朝。后李世民亲自访问李泰的王府所在地延康坊第。心情不错，于是下诏赦免长安犯死罪的囚徒。免延康坊第一年租税，王府属吏都按级别赐予衣帛。

但李世民这种过份宠爱子的行为也引起了大臣们的忧虑。纷纷上奏章，意思是皇帝对庶子的待遇超过了太子，容易引起外间猜测。而且过份宠爱某人，容易骄纵他的行为，也会引起其它儿子的不满和引起妒忌。引古譬今，历史上皇帝过份娇宠儿孙都没有好的下场。这引起李世民重视，于是稍稍有些控制。

当时皇太子李承乾走不动路，李泰想取而代之。于是交结朝中群臣，依附为朋党。李承乾害怕，私下叫人自称李泰王府上书给皇帝。李世民一看，是控诉李泰罪行的。于是马上找上书的人，却人影无踪。不久李承乾真的被废，一些人要拥立李泰为太子。李世民私下也想立李泰。而长孙无忌却一定要立晋王李治。这时太原出现了一块石头，上面刻有“治万吉”几个字。也就是“李治万岁吉祥”的意思。李世民又动了改立李治的念头。（因为太原是李唐王朝起家的地方，古人多迷信孅纬，对莫名出现的天象、文字总有些敬畏的态度。）李泰知道有这个动向，就找机会恐吓李治：“你和李元昌关系好，不会像他那样吗？”李元昌是李承乾党羽，以谋反罪先被杀。李治于是整日一副郁闷的样子。李世民很奇怪，经询问李治说出缘由，李世民心中更有了看法。之后又召李承乾责问他欲谋反的理由。废太子说：“臣下贵为太子，还要求些什么呢？只因李泰有企图，所以与一些朝廷大臣谋求自保罢了。因此有一些坏人趁机让臣下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如果李泰成为太子，正好让他的计谋得逞。”

太宗李世民说：“是的，如果立李泰。太子就是可以用诡计可以求得了。让李泰立为太子，则李承乾、李治都要死；李治立太子，李泰、李承乾可无恙。”于是冷落李泰，并同时下诏说：“今后太子没有德行，藩王想取代之的，双方都要抛弃。下诏颁行这个法令。”然而李世民仍然有顾虑，对长孙无忌说：“公侯劝我立雉奴为太子，雉奴个性仁义但懦弱，（治理国家的能力不够有气魄）不会让国家产生忧患吧？”雉奴是高宗李治的小名。

李泰被降封为顺阳王，住均州郧乡。李世民拿着李泰上的奏章对左右说：“李泰遣词用字非常好，难道不是有才之士？我心中想念李泰没有停止之时。但为江山社稷打算，还是派遣他住在外面。使他和李承乾都无恙啊！”

李泰死在勋乡，死时才三十五岁。赐号太尉、幽州牧。

贞观君臣论治(节选)： 1. 丙午，上与群臣论止盗。

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

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

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 *** 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

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译：(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

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太宗微笑着答道：“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

朕主张应当杜绝奢移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经过数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

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

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

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

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

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

2.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

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

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

胄奏：“据法应流。

”上怒曰： “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

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译： (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耿直，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

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令他们自首，否则即处死。

没过几天，有假冒被发觉的，太宗要杀掉他。

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

”太宗大怒道：“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

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 的假冒，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再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如此执法，朕还有何忧虑！”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国内没有冤案。

)

3.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

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译： (太宗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

太宗质问其原因，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

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的吗？正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

4.二年春正月,上文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

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换鲧、驩兜不能蔽也。

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

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

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

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

”上曰：“善。”

译：贞观二个年春正月，唐太宗问魏征：“君主怎样做才算明智？又怎样做才会昏庸？ ”魏征回答说：“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会作出明智的决断；仅仅片面地听取单方面的意见，只能作出昏庸的判断。

从前尧畅听民意，所以三苗的恶行被他知晓。

舜广开四方视听，所以共工、鲧和驩这样的坏人无处隐藏。

秦二世毫不怀疑地信任赵高，给自己带来了在望夷宫被赵高杀害的悲剧。

梁武帝不加选择地听信朱异，结果让自己遭受在台城被活活饿死的屈辱。

隋炀帝片面相信虞世基，落得被部将缢杀在彭城阁的下场。

因此，如果君主广泛地听取和吸纳意见与建议，宠臣就不能蒙蔽（雍，堵塞；蔽，蒙蔽）君主，并且下面的信息也会畅通地到达君主。

” 唐太宗说：“说得对！”

5.（三年夏四月）甲午，上始御太极殿，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

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

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 为，何必择才也。

” 房玄龄等皆顿首谢。

故是：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

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

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译： 贞观三年夏四月甲午，唐太宗御 驾到太极殿（始，曾经），对一侍大臣说：“中书省和门下省都是非常重要的部门(司，部门)，对不妥的诏令都应该提出意见或建议。

近来只顺应我的意图，却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如果中书省和门下省只是负责传递文书，那么谁不能做呢？何必费心地选用人才呢？”房玄龄等人马上磕头谢罪。

从前的做法（惯例）是：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中书舍人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混杂地签署自己的名字，叫“五花判事”。

紧接着中书侍郎和中书令进行审查，此后给事中和黄门侍郎可以反驳和纠正中书省的意见。

唐太宗方才重申已有的制度，从此很少有破坏规定的事情出现。

6. 乙丑，上问房玄龄、萧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

”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

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

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郡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

朕则不然。

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

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译：(乙丑（初二），太宗问房玄龄、萧道：“隋文帝作为一代君主怎么样？”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朝政，每次监朝听政，有时要到日落西山时，五品以上官员，围坐论事，卫士不能下岗，传递而食。

虽然品性算不上仁厚，亦可称为励精图治的君主。

”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

文帝不贤明而喜欢苛察，不贤明则察事不能都通达，苛察则对事物多有疑心，万事皆自行决定，不信任群臣。

天下如此之大，日理万机，虽伤身劳神，难道能每一事均切中要领！群臣既已知主上的意见，便 只有无条件接受，即使主上出现过失，也没人敢争辩谏议，所以到了第二代隋朝就灭亡了。

朕则不是这样。

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分别充任文武百官，让他们考虑天下大事，汇总到宰相处，深思熟虑，然后上奏到朕这里。

有功则行赏，有罪即处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而各司职守，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因而敕令各部门：“今后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均应执意禀奏，不得阿谀顺从，不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

7.(六年冬十二月)上谓魏征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

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

用一小人则小人 矣。

”对曰：“然。

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

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译;贞观六年冬十二月，唐太宗对魏征说：“选拔官员，不能轻率和仓促。

任用一个君子，所有的君子都愿意前来，而如果任用一个小人，所有的小人都会蜂拥而至。

”魏征回答说：“确实是这样。

假如国家没有统一，那么就只看人才的才干，而不用权衡品行。

如果国家已经安定（丧，死亡；乱，战乱），那么不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就不能使用。

”

8.十三年春二月，上既诏宗室群臣袭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宁以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争之。

侍御史马周亦上疏，以为：“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

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

正欲绝之也，则子文之治犹在；正欲留之也，而栾黡之恶已彰。

与其毒害于见（现）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

然则向所谓爱之者，乃谪所以伤之也。

臣谓宜赋以茅土，酬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

译： 贞观十三年春二月，唐太宗已经下诏书让宗室和一些大臣世袭刺史的职位，左庶子于志宁认为古代和现今情况不同，这样做恐怕不能保持长久的稳定，因此上奏疏表示反对。

侍御史马周也上了奏疏，他认为：“尧、舜的父亲还有丹朱、商均那样的不孝子。

假如让小孩子继承职位，万一他们娇纵，老百姓就会受到他们的祸害.国家就会遭受损失。

想要断绝他们的职位，他们长辈的功劳还在；想要保留他们的职位，他们的罪恶已经明显了。

与其祸害现世的广大百姓，不如不向有功 劳的大臣施恩，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

这样的话，原来关爱他们的行为，恰好成了伤害他们的行为。

臣下认为应该赏赐他们土地和人口，如果确实（必，确实）有才能，就根据能力（器，才能）的大小授予相应的官职，使得本人受到陛下的恩泽，子孙也享有优越的生活。

” 会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不愿之国，上表固让，称：“承恩以来，形影相吊，若履春冰，宗戚忧虞，如置汤火。

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

两汉罢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协事宜。

今因臣等复有变更，恐紊圣朝纲纪。

且后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宪，自取诛夷，更因延世之赏，致成剿绝之祸，良可哀愍。

愿停涣汗之旨，赐其性命之恩。

”正碰上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人都不愿意接受世袭职位，上表坚决推辞，表的内容是：“诏令发布以来，感到孤单凄凉，好像行走在春季的薄冰上；宗族（宗，宗族）和亲属（戚，亲戚）忧心忡忡（虞，忧患），如同被放置在火上的汤一样。

追忆往昔，只有三代实行分封制，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央的力量不能控制地方势力，所以因势利导，政令常常不是由中央王朝发出的。

两汉废除王侯，设置郡守。

消除（蠲，免除）了过去（曩，从前）的弊端，这非常恰当（协，和谐，融洽）。

现在因为我们的缘故又有变化，恐怕会扰乱圣唐的制度。

而且愚蠢不成器的后代，或者触犯国法，自取灭亡。

因为延续几代的赏赐，导致断绝的灾祸，实在是可怜悯的事情。

恳请能收回成命（涣，离散），恩赐子孙们性命。

”无忌又因子妇长乐公主固请于上，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

”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意欲公之后嗣辅朕之子孙，共传永久。

而公等乃复发言怨望，朕岂强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诏停世封刺史。

长孙无忌又通过儿媳长乐公主坚决向唐太宗请求，他还说：“我排除千难万阻为陛下效力，现在天下太平，为什么要被任命到外地？这和迁徙没有什么分别。

”唐太宗说：“天子把土地分封给有功的大臣，这是古今共同的做法。

目的是为了让你的后代辅佐我的子孙，共同把大唐永恒的基业传继下去。

但你们却表示不能接受，我怎么会强迫你们接受呢？”庚子日，唐太宗下诏停止世代封袭 刺史的制度。

9.十六年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呼?”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

”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

”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

”上曰：“诚然。”

译：贞观十六年夏四月壬子，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还在兼任起居郎，我可以看看你记录的起居注吗？”褚遂良回答说：“史官（此指起居郎）笔录君主的言行，详细地（备，详细）记载君主的善与恶，大概君主因此不敢有不良的言行，还没听说过君主自己看阅起居注的先例。

”唐太宗说：“我有不妥的地方，你也要如实记载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本职工作是如实笔录陛下言行，不敢不记载不妥的地方。

”黄门侍郎刘洎说：“假使褚遂良不记载，天下人都会记载。

”唐太宗说：“确实是这样。

”

10. 十七年春正月戊辰，郑文贞公魏征薨。

上思征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译：贞观十七年春正月戊辰，郑国公魏征去世（诸侯之死称为“薨”）。

唐太宗常常思念他（不已，不停），他对近侍的大臣们说：“人们用铜制作镜子，可以用来端正仪容。

把历史当作镜子，可以明白人世的兴盛衰落的规律。

君主把臣下作为镜子，可以知晓自己的得和失。

”魏征离开人世（没，指死亡），我就少了一面镜子。

11.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

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帅意以实言之。

”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

”上曰：“不然。

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

自古帝王各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

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

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

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

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顾谓褚遂良曰：“公尝为史官，如朕言，得其实呼？”对曰：“陛下盛德不可胜载，独以此五者自誉，盖谦谦之志耳。”

译：贞观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唐太宗御驾翠微殿，问近侍的大臣：“自古以来的帝王即使统一了中原，也不能使周边的少数民族归服。

我的才能不如古人，但所取得的成就却超过他们，我自己不清楚具体原因，大家敞开心扉尽情说说你们的看法吧！”大臣们都说：“陛下的功劳德行像天和地那样广大，我们无 法说清楚。

”唐太宗说：“你们的答案不正确（然，正确）。

我能做到这样的原因，只在五个方面。

自古以来，帝王纷纷忌妒比自己强的人，而我一旦发现别人的优点，就好像自己拥有这些优点（善，优点）一样高兴。

对优秀人才来说，他们的品德和才干往往不能兼备，我常常忽略他们的缺点，而使用他们的长处。

帝王（人主，帝王）在提拔任用贤才的时候，往往巴不得把他们揣在怀里；而退弃无能之辈的时候，恨不得把他们通通推到山沟里。

而我见到贤才就会敬重他们，遇到无能之辈就怜惜他们，两类人都能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

君主们往往厌恶鲠直坦率的大臣，明里暗里地处死他们，没有哪朝哪代不是这样。

我登基以来，满朝都是鲠直坦率的大臣，从来没有贬退斥责（黜，贬退）过他们。

自古以来历代皇帝都看重华夏族，却轻视少数民族，只有我能做到平等地爱护他们，所以各个周边民族都像依赖（依，依赖）亲生父母一样依赖我（种落，族）。

这五个方面，就是我成就今天事业的原因。

唐太宗回头对褚遂良说：“你曾经担任过史官，像我方才说的一番话，符合实际情况吗？”褚遂良回答说：“陛下博大宽广的德行记载不完（胜，尽），却单单对以上五个方面满意（与，赞许），陛下真的过于谦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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